七届二中全会的油画。

　　1949年3月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进入第9天。七届二中全会充满着胜利的氛围，参会的34名中央委员、19名中央候补委员以及11名列席人员围绕着毛泽东在3月5日所做的报告开展讨论，先后27人发言。不过，胜利的氛围中也有着激烈的争论，有两个问题成为争论焦点：一是关于权力集中的问题；二是关于王明的问题。

　　权力向中央集中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的必然要求。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九月会议，指出在“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的环境下”，党“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虽然曾使“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渡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因此，中央要求“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根据这一决策，中央先后制定统一后勤补给、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等一系列措施，要求“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后方勤务工作”等，都要“在可能和必需的基础之上更具计划性和统一性”。

　　不过，对各地党政军领导而言，由于目前的战争局面、长期分割的状态以及中央难以对地方实现物质支持，使他们迅速转向集中统一的中央管理确实存在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困难。因此，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许多参会的地方党政领导固然同意实现权力集中，然而一旦涉及具体问题就分歧极大，实质仍然倾向分治，个别同志甚至提出尖锐的批评和意见。时任中办主任杨尚昆深感在推进统一工作中未能体会中央提出的“可能与必需”这一原则，在具体工作中存在“急于求成的现象”。而周恩来面对大家的批评和意见，则诚恳地向大家检讨自己在九月会议后对于统一办法的处理，有不切合现实的情况。

　　王明的发言是会议争论的第二个热点。他在大会中的两次发言都引发全场公愤，杨尚昆对此在日记中有颇详细的记载。3月7日王明第一次发言，“从三皇五帝说到如今，说到新民主主义，说到毛泽东思想，‘口似悬河，离题万里’。而对于自己过去的错误，则轻轻放过”，以至于“大家对此实均不满”，纷纷发言批驳他。3月12日，王明再次发言，“简直胡闹，致激起全会对之不满，纷纷质问，而自己总企图抵赖”，“大家都指出其品质问题，要求他坦白，明确地表明自己态度。而王的态度，是与全场对立的，且因继续挑拨，而对个别同志的质问，则采取讥笑的态度。”正是由于王明引发参会人员的反复质问，导致七届二中全会不得不推迟至13日闭幕。

　　于是，在3月13日，毛泽东作总结发言时，大家屏息以待，既希望突出会议主题，也盼望能够对分歧与争论作出总结。而令众人意外的是，毛泽东高屋建瓴、大气磅礴，没有纠结于一时一事，而是在长篇的讲话中抽出专章讲授《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从方法论的高度牢牢地把相关争议聚焦到党委会工作方法这一根本矛盾上。

　　毛泽东对各地的重点工作作出点评后，语重心长地说道：“党委制人数不多，但要做好是不容易的，中央也是委员会也长期没有做好。”随后，他阐述了党委会的十二条工作方法：

　　前面三条侧重成员间的组织原则：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党委会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讨论，各党委委员要“互通情报”。毛泽东强调“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他摆事实讲道理，指出关于聂荣臻的工作是七分成绩的事宜，就应当摆在桌子上讨论；他曾批评李井泉同志要学会当“班长”。

　　第4至9条侧重具体方法。分别是要善于倾听意见，要学会“弹钢琴”，要“抓紧”主要工作，要对情况和问题胸中有“数”，开会要出“安民告示”便于准备，会议要“精兵简政”。毛泽东强调，先做员工，再做先生，这只会增加自己的威信，中央领导的正确主要是由于综合了各地供给的材料、报告和正确的意见。

　　最后三条侧重工作作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划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毛泽东在分析批评王明错误时，指出要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同时对有错误的共产党员，要做工作帮助其改正。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讲话，含《关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在内共十个部分，内容丰富。毛泽东滔滔不绝，讲至晚上8点半，全体参会人员聚精会神，掌声不绝，一致通过了二中全会决议。

　　“一篇读罢头飞雪”，《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令人感悟良多。毛泽东确实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推进中心工作。面对纷繁复杂的工作争论，他没有纠缠于具体措施、步骤，而是强调工作方法，“我和政治局的同志觉得，要有以上这些方法，才能把党委的工作搞好”，“我们一定要讲究工作方法，把党委的领导工作提高一步”。

　　（摘编自3月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杨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