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文献》发表文章《再论遵义会议——纪念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文中记述,遵义会议前后的两次重要谈话对改组中央领导核心产生很大影响。其中,“周博长谈”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对推动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现对文章摘编如下:
党的两个“历史决议”都高度评价了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其中,《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所谓“生死攸关”,是因为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有8.6万多人,过前三道封锁线损失了2.2万人。湘江战役异常惨烈,又损失了3万多人。这是人民军队自创建以后受创最重、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广大指战员无不对红军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伍修权在《七律·历史转折》诗中叹道:“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国民党军队前堵后追,中央红军几乎陷入绝境。然而遵义会议后,红军渐渐由被动转入主动,使国民党围堵之军疲于奔命。同一支军队,局面完全两样,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变化,主要在于遵义会议促使地转变。
此前的中央领导核心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形成的,毛泽东在这次全会上虽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但没有进入中央书记处,不参与中央决策。长征的开始阶段,尽管毛泽东是“跟着走”的状态,但他不时地向有关领导人提出建议,以改变长征过程中的被动局面。红军在湘江战役受到重创后,周恩来主持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采纳了他的意见,这个时候毛泽东实际上参与了中央决策,可视为他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常委的前奏。
对改组中央领导核心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有两次重要谈话。一次是遵义会议前的“张王橘谈”。黎平会议后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老城东门内橘林休息时,张闻天和王稼祥交流看法,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随后这个信息在高级将领中传开,大家都赞成毛泽东出来指挥。这为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作了舆论准备。
另一次是遵义会议后的“周博长谈”。遵义会议上严厉批评博古,推举毛泽东参与中央核心领导,这是博古未曾想到的。对此,他一直想不通。在红军一渡赤水到达“鸡鸣三省”村子进一步改组中央时,周恩来同他有一次长谈。周恩来的谈话推心置腹,大意是: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宁都会议后,他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他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这一席谈话,使博古解开了思想疙瘩,服从革命事业的需要,顺利实现了史称的“博洛交权”,张闻天成为一把手。
张、王、周,特别是周,对于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起了重要作用。毛泽东这时不是一把手,为什么说他成了领导核心呢?还是如周恩来对博古所说的: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起到了这个作用。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